在天命观方面。
荀子所说的天主要为自然之天，他认为天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人们顺应自然活动则吉，反之则凶，这个规律不会因为尧的圣明或桀的暴虐而改变，也就是说人间的治乱吉凶与天自身的运行没有关系。孟子所说的天主要为义理之天，孟子认为天是人主观精神的外化，是个体道德追求和自我修养的目标。在孟子的天人论中，人应当通过养心、寡欲等向内的求索和扩充的方法，丰富自身道德修养，提升道德水准，最终实现天人的相互融合。
荀子认为人对于自然的态度应该是认识它的运动发展规律，并在遵循其属性和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实现“制之”、“用之”、“使之”、“化之”，使物为人所役使。荀子不再像孟子从天命的角度来论述，而是将天人的职责分别看待，弱化了天命的神圣意义，降低了君主作为道德主体受命于天的权威，君主“受命于天”的神圣性开始褪色。荀子认为对于天这个外在的自然存在物，认识它不如利用它，劳思苦心不能提升天人关系，而应该把握天命，把握自然的内在规律，积极地“制天命而用之”。
关于人性的论述。
荀子、孟子不同的人性论主要基于其不同的天人观，并为其各自的政治伦理思想确立了根据。孟子把人的道德属性定义为人性，而荀子则把人的生理欲望定义为人性。但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都不否认礼义法度对后天教育感化的作用。
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即对物质生活的欲求，“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所谓的“性”是人人生来具有的生理、心理方面的自然属性，既包括人们感官的能力，也包含着人们的心理欲求与情绪冲动。因而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的恶的现象是由人的本性带来的，而礼义法正之善则是后天才有的。即“化性起伪”（通过后天的教化来改变人的恶性，引导人们向善）
而孟子的人性则指人在亲人、他人遇到危难、横暴等事情时天生的心态，主要有精神心理的倾向性。如由孺子入井推演到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种善端。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后天要不断扩充善性。
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也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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