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效率，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这便是被诸多学者激烈探讨的话题。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西沃之争，这场激动人心的辩论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西方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交锋。西蒙作为管理主义的代表人物，将效率视为行政管理中最核心的概念，并试图从技术角度建立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科学。而主张宪政主义的沃尔多则就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西蒙的效率观念破坏了美国民主社会的根基，他进而倡导公共行政研究要回归社会历史的视野，行政效率研究必须与公共性、民主性等价值理念紧密联系。
在过去，人们更多将民主与效率看作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他们将效率定义为单位时间的产出，而民主顾名思义是指人民所享有的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或对国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让更多人享有民主的权利势必会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经历更多琐碎的流程、消耗更多的时间，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聚集所有民众发表观点、集中讨论、达成共识，往往会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看来，民主与效率确实是无法相容的，要想追求其中一方，就必须放弃另外一方。可是，这样的定义是否完全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呢？民主的对立面便是专制，如果仅仅使用单位时间的产出这一定义，它似乎就是高效的，毕竟相比一群人，一个人可以更加快速的做出决断，听从一个人的命令，也应当使行政效率更加高效。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当清朝的专制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出现了权力交叉，层层制约，行政效率低下，政风萎靡的问题，这似乎和我们的普遍认知出现了偏差。再单看这个关于效率本身的定义，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大炼钢铁，产量增加了，质量却不高，最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重大损失，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犯了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错误。同样的，如果仅仅用单位时间的产量去衡量，我们可以说大跃进让我们的效率提高了吗？这个说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虽然钢铁的数量的确在增加，可是质量却并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最终造成了大量的浪费。由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效率就是单位时间的产出这一定义，的确是比较片面的，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所以在这里，我们将效率重新定义为：在达到预期的条件下，单位时间的产出。如果用这个定义去衡量，我们就会发现，民主与效率之间似乎并非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了。
在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吴春梅和石绍成的一篇文章中，他们指出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等级统治、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三种社会治理模式，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亦呈现出潜隐、冲突、协调三种不同形态。在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一是由于缺乏制度基础与生活基础的支撑， 等级统治中的民主政治缺失； 二是由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效率甚至连其完整的初级形态都不具备，所以民主与效率在这段时期中呈现潜隐关系；在工业社会的科层管理中，一是因为效率的阶段形态与民主相悖，为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历史前提； 二是因为是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的价值相异，使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三是因为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交互关系的发生，使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由可能变为现实，因此民主与效率在这段时期中呈现冲突关系；而在后工业社会的网络治理中，一是由于社会性效率这种效率的高级形态与民主的目的趋于一致，民主与效率可以形成 “伙伴关系”，二是由于社会治理决策与执行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协商民主和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来实现民主与效率的协调，为民主与效率冲突的消解提供了实践基础，因此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也趋于协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并非像我们简单理解的那样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它们的关系其实是不断变化的，而在现代社会，它们的关系正在逐步从冲突走向协调。
经过实地考察的案例也可以证明现代社会，民主与效率正在逐步走向协调这一观点。依据学者们的调查显示2007—2012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呈现出整体偏低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面板Tobit模型经验研究了公众参与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最终发现，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让公众广泛的参与到治理活动中，将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增进民生福利水。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为什么这样评价呢？我想达到民主与效率的协调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对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最终找出最为合理的解决办法，而后进行高效的执行。这里的效率就不仅仅是指简单的单位时间的产出，而是真正的有质量的效率。
既然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已不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将这对概念以更加协调的方式落实到制度中去呢？这或许将成为各国政府所要面临的新的挑战。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制度或许可以提供给其它国家一些经验方面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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